几个月前不幸辞世的普拉哈拉德教授所写的《金字塔底层的财富》一书在中文译本出版五年后，今年重新出版了更新之后的第二版。金字塔底层（BoP)也随着社会企业概念的深入而日渐成为在国内媒体上经常看到的关键词，以及研究机构甚至商界的热门话题。在《IT经理世界》不久前的“创新专刊”中刊发了“10大最前沿的创新话题”，其中就有“金字塔底的市场”，《北大商业评论》也即将刊出一个有关BoP的专题。
BoP这个市场存在毋庸质疑，全世界有超过30亿的人口生活在日均2.5美元的贫困线之下，他们也希望能够使用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享有更有尊严的生活。不久前，我有幸前往印度和孟加拉，近距离感受当地居民的生活，尽管我前往的地区已经是印度和孟加拉最发达的城市，但仍然深深感受到贫困人口的需求，但同时也深感为BoP市场服务的困难。
当我们谈及金字塔底层的市场时，最经常被引用的案例之一就是面向贫困人口的小额信贷（微金融）服务。孟加拉的尤努斯教授创办的格莱珉银行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为孟加拉800多万贫困妇女每年提供几十美元的小额贷款，帮助她们发展生产，提高收入，脱离贫困；印度的SKS小额贷款公司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成为印度微金融市场的领军企业，并成功在印度股票市场上市。这些例子都验证了面向BoP市场的微金融服务的商业模式的可行性。
但我们在谈论小额信贷的商业前景的时候是否注意到，这些优秀的小额信贷机构都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才取得了现在的规模和成功，其中需要巨大的耐心和坚持。小额信贷的从业人员也日复一日地进行了大量辛苦的工作，细心而且耐心，才能够很好地提升人均效率，控制成本，达到财务上的可持续性。这其中大量细致的基础工作和基层员工的辛劳，才让这个市场的商机可以实现。
服务金字塔底层的市场还需要考虑到这个市场的特点和差异，比如在普拉哈拉德教授的书中提到的联合利华如何构建在印度的分销网络的例子。而咨询公司Monitor的一篇报告中提到印度的一家煤油炉生产企业，发明了一种能够节约30%的煤油消耗，更安全而且寿命更长的煤油炉，但这个看起来很美的产品却没能打开印度市场的销路，因为它们忽视了影响产品销售的分销网络、对消费者使用的指导、前期成本较高等其他重要因素。梅琳达·盖茨建议我们需要向可口可乐学习，如何服务金字塔底层市场。Monitor的Ashish Karamchandani更认为如果现有的商业模式能够覆盖BoP市场的话，往往都已经被这些大公司所利用了，要服务最底层的用户，要求你去发现创新型的商业模式。
当我们开始热衷金字塔底层市场，认为自己找到了另外一个商业金矿的时候，是否考虑到即将面临的这些困难和挑战，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和坚持的决心呢？
上周因为工作的关系受邀参加友成基金会与NPI合办的上海新公益嘉年华系列活动之新公益论坛，整个过程有不少的收益。其中在第一天的主会场活动中，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杨团与《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之间针对企业与公益组织谁能将钱用得更好，更有效率的问题展开了交锋，是活动中不多见的激烈辩论场面。
由于到场的公益组织明显要比企业多，所以在台下观众发言中，似乎反对刘东华的声音占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因为时间有限，我没能够抢得最后一个发言支持一下企业界，以本博文作为一下简单回应。
首先，我要旗帜鲜明地支持企业能够将钱用得更有效率（在此讨论的是整体情况，而非个别案例），企业天生对利润的追逐自然要求资本的高回报和高效使用，无论是政府还是公益组织都无法与之相比。当然更高效率的使用并不等于是更好的使用，因为“好”的判断可以带有社会效益的评判在其中。企业的高效率可能是忽视了一些外部成本，从而对社会效益造成损害。所以，企业和公益组织有时说的并不是同一种语言，对公益组织也不应该只是从经济效率上去衡量，所以双方在效率问题上展开交锋也就在所难免。
在会场也有不少公益组织的代表认为，现在有很多做得很优秀的非营利组织，只是刘社长没有找到。我不否认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优秀的非营利机构和社会企业，但总体而言还是太少，而影响NPO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专业性和人才。刘社长在辩论中很有激情地指出了企业界对专业性和人才的探求，而公益组织对许多人可能只是个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中转站。相比较企业而言，人才的确是NPO在发展中的一个欠缺，在第二天的志愿者服务分论坛中，友成基金会的王平理事长也提到志愿者驿站招不到人的问题。
人才问题也与效率问题直接相关，没有好的人才何来高效的执行。如何吸引人才加盟，如何为人才提供更有吸引力的环境，用商业的方式，用社会企业的方式来运营公益组织是其中的一种解决思路，而后者正是新公益论坛的重要主题。
(当天感觉有不少话想表达，隔了几天兴致低了不少，似乎有些词不达意)
最近在微博上稍稍参与了两个小讨论，分别与国内外两家与公益有一定关系的公司上市的事，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其实涉及到关于社会企业投资以及盈利的很多问题和争议。
一件事是中国青基会投资创办的嘉事堂药业上周在深交所上市，定价12元，开盘22.50元，涨87%。青基会持股900万，除已收回投资1000多万，按市值净赚2亿。这是青基会参与创办的第二家上市公司，第一家是青基会为原始股东的北京银行，收益也颇丰。对于公益基金会通过在商业性机构的股权投资的方式实现闲置资金增值，我想这绝不应该得到提倡，甚至应该禁止。
公益基金会募资的理由和目的是开展公益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资金的闲置，如何进行保值增值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想基金会的投资首先要考虑以保守稳健，而且是较高流动性的方式进行投资，以保证资金的安全，以及开展公益活动的随时所需。股权投资无论在安全性还是流动性上都无法满足需要，当然对公益机构/社会企业的股权投资另当别论。
无独有偶，也就在本周，印度小额信贷公司SKS Microfinance在印度成功上市，上市首日股票上涨10.5%。而在SKS Microfinance的股东中也有非盈利基金会Unitus的身影。Unitus作为专注小额信贷的非盈利基金会，致力于投资及扶持各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在2003年开始投资SKS Microfinance，它将在这次SKS的上市过程中获得数千万美元的收益，Unitus将如何使用这些收益，它自身的非盈利定位与拥有一个盈利性的基金之间的潜在矛盾，都在SKS上市的过程中引发了国外媒体的广泛讨论。
SKS这次3.5亿美元的融资和上市，获得了超过13倍的超额认购，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在上市前也入股SKS，以及6.7倍的师净率和40倍市盈率的定价，从商业角度无疑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上市。与同样为农村提供小额信贷服务的墨西哥Compartamos相比，它在2007年上市时，市盈率是27倍，而它当时的股权收益率（ROE）是55%，几乎是SKS的两倍。
SKS这个“过度成功”的上市过程是否会对SKS以后的发展和社会效益的坚持造成影响，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社会企业在商业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上市以后，如何坚持盈利与社会效益的平衡，不偏离社会目标，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SKS以高于同业的指标上市后，它的股东是否会对公司的盈利性和成长性有更高和更苛刻的要求，从而对公司客户（那些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人们）的利益造成损害，以及影响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商业化当然有它的好处，但商业化也带来更多的战略挑战，这是每一个致力于创立社会目标的社会创业家们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题图照片来自NYTimes）